译者按 · 2026·10·22 华盛顿对华“筑墙”的惯性仍在加速，但裂缝也已出现。近期美国对华投资审查持续收紧，两党对华技术“脱钩”呼声再起；与此同时，TikTok通过美方主导的数据安全合资安排换取禁令松动。一边是全面排斥，一边是有条件准入，这种张力正是理解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困境的入口。 两位美国主流建制派学者在《外交事务》上戳破了“排斥即安全”的叙事。中国企业已不再是单纯模仿者，在许多行业正成为知识与生产力的全球领导者；将它们整体挡在门外，受损的不只是中国企业，更是美国自身的产业升级能力与消费者福祉。 文章点出了一个华盛顿不愿面对的事实：承认多个关键产业已经落后，比对中国企业关上大门要痛苦得多。当“防御”被等同于“保护”、“排斥”被包装成“公平”，美国究竟是在维护安全，还是在为自身的竞争力萎缩找借口？真正的障碍不在工具，而在政治。 本文原载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原题为“The Cost of Keeping China Out”，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从中国返回的游客常常表示他们看到了“未来”。这个国家在前沿商业技术方面的进步随处可见：餐厅里烹饪和上菜的机器人、配送食物和药品的无人机，以及工厂中部署的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即便在中国之外，世界各地也已熟悉中国电动汽车——它们既经济实惠又设计时尚，按摩椅和可更换电池更是赢得了从伦敦到圣地亚哥的乘客的青睐。 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并未意识到中国的发展。由于受到250%关税和宽泛的国家安全限制的阻挠，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市场几乎缺席。同时，美国两党共同的恐惧还阻止了许多前沿中国技术进入美国市场，包括无人机和机器人。 除了少数几类产品（主要是消费电子产品），美国市场对中国先进制造业生态系统所孕育的硕果知之甚少。 这一认知盲区的存在源于美国自身。 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甚至更早，一些人便开始认为中国在商业活动中并未遵循所谓的“公平竞争原则”。后续的美国政府相继运用多种贸易救济措施及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正式申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则作出裁决防止敏感的美国技术落入中国实体手中。自2017年以来，中国企业也频频面临愈发收紧的安全审查。 如今，华盛顿的许多商业实体认为，美国应采取更多措施与中国的商业往来“脱钩”。部分国会议员正向美国制药企业施压，要求其停止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担心中国的研发体系与军方存在关联。另一些人则以保护美国的粮食供应和关键基础设施为名义，提议通过立法禁止中国企业或个人拥有美国农田。 将中国的发展归因于不正当手段往往被视作是“合理”的，而采取防御性应对措施也令美国人感到满足——仿佛美国可以排除那些规模扩大或采取所谓“不当手段”发展的中国企业，从而迅速营造出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培育出有力的美国本土竞争者。 然而，这种做法对促进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并无太大裨益。 中国企业已不再仅仅是高效的生产者或模仿者，就知识水平和生产力而言，它们在许多行业中正日益成为全球领导者。 限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不仅损害了美国的竞争力，阻碍了美国在国内建设工业产能的努力，也导致美国各行各业和消费者仍接触不到技术革新的前沿。 相反，美国必须坦率地评估中国在工业和科技领域的进步。 美国无需无条件接受中国的进口产品和投资，但必须认识到： 其自身的长期竞争力取决于其企业和消费者能够接触到最前沿的领域。 特朗普在5月访问中国时提出与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投资委员会”的模糊提议，似乎表明华盛顿正朝着这一方向迈进。然而，该委员会至今未出台任何具体举措，由领导人管理投资流动显然并不高效。 实施一种更为成熟的“选择性开放”战略是可行的。 美国应允许中国在那些经济与技术效益显著的领域进行审慎的境外投资，同时实施严格的保障措施以降低安全风险。而建立政治信心以支撑选择性开放的市场，吸引中国的直接投资，则需要专业、透明且全面的监管体系。通过这种做法，美国政府可以对某些进口产品实施限制，但仍然允许中国企业通过投资美国本土生产设施进入美国市场。 这一战略已有确切的先例——事实上，这正是中国数十年来对西方企业采取的做法。 “特洛伊木马”？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倡议全球投资者在有利于其推动国家发展目标实现的特定条件下运作。当外国汽车制造商或手机制造商希望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北京要求这些公司使用本土的供应链、转让技术、与中国企业开展股权管理合作、提供员工培训和安全保障（例如，本地化数据并接受政府监管）。种种举措目标始终是希望外国公司以促进中国行业生态的方式进行投资。正如时任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的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于2010年对中国的形容：“我不太确信他们归根结底想让我们任何人胜出，或是取得成功。” 通用电气曾花费数十年通过合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图源：美联社）